外卖骑手这样的“零工”是自由灵活的新天地吗？

曾于里

全文45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便利时代。不想煮饭可以叫外卖；出行可以滴滴打车；不想做家务可以请家政服务上门；足不出户网上购物有快递小哥帮我们送货上门……所有的这些便利，都是建立在无数“零工”劳动者辛勤工作的基础上的。零工经济，成为互联网时代极其鲜明的经济现象。

不少人对“零工”的理解，还停留在理念的初级阶段，即认为它是“零散的”“短期的”工作。打零工这种劳动形态非常古老。如果你学过鲁迅的《故乡》，也许会记得“长工”与“短工”之分，长工一般有稳定的契约，短工只在需要时偶尔来帮忙，也就是“打零工”。在前互联网时代，我们经常遇到的那些摩的司机、小摊贩、建筑工，也都属于打零工，类似于所谓“日结”的工种。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则有了新的内涵和形态。学者涂永强认为：“现今的零工劳动者，特指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工作的人，他们通过第三方平台接受工作任务，由平台居中组织和分发工作。”借助互联网的力量，零工经济（The Gig Economy）已经不是早前那种单打独斗、小打小闹的形态了，而是高度平台化、组织化、技术化和资本化。依托于中间平台，成千上万的零工与用户实现联结，效率得到极大提升。零工经济的规模非常庞大——滴滴平台上的司机数量超过1000万，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上的外卖送餐员，已经达到770万的规模。

▲ 外卖骑手数量庞大。© 投资界

也即，新零工经济与传统的打零工是有所区别的。年轻一代认为的零工，不是传统的黑车司机、摆摊者、建筑工人等（这些职业仍然存在），而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灵活就业，比如送外卖、开网约车、开设自媒体、成为视频网站的“UP主（在视频网站、论坛、ftp站点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等。

不少报告预测，零工会成为日后工作的主流形态。有研究指出，到2030年，欧美日的零工群体将占全部劳动者的50%以上。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6年，中国可能有多达4亿人参与零工经济，届时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这一比例将会超越标准就业群体。

零工正在成为时代趋势。谁在成为零工？零工会否为年轻人提供新出路？

▌谁渴望成为零工

零工属于灵活就业之一种，对应的是固定就业，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二者之间有稳定的劳动关系；反之，灵活就业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则没有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与固定就业相比，零工的确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灵活”和“自由”的感觉。

传统用工模式下，雇员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得准时打卡，工作量不饱和时“摸鱼”也要熬到下班，无法离开岗位去处理私事，需要紧急加班时可能得在单位“肝”到深夜。在零工经济时代，员工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和地点，一切都是“灵活”的，他们可根据情况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成为“按需工作者”。这种对时间和工作的自主掌控，让零工获得了“自由”感。

德勤的《2019千禧一代年度调研报告》，针对全球42个国家、13417名千禧一代所做的调查发现：千禧一代对新兴工作方式充满好奇，有望成为零工经济的坚定追随者。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会从事自由职业或成为合同工，61%的受访者愿意在本职工作以外，接受一份灵活的兼职工作，这种形态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表示，就是“斜杠青年”。

值得注意的是，德勤的上述报告还披露一个现象：只有6%的人曾经有过兼职经验，大多数千禧一代对零工经济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社交媒体影响了他们的看法，他们以为零工就是更多的钱，更多的自由。

当然，年轻人内部对零工的看法亦有分化。更多高学历青年向往的是体制内的稳定。这几年的考公热愈演愈烈，一个烟草公司一线操作岗遭到众多名牌硕士拼抢。虽然也有一部分从事自媒体、咨询、设计、绘画、编程、写作、翻译等高技能工作的高学历青年，他们厌倦了职场文化，想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控制权，因而选择成为零工，也就是以前所说的“自由职业者”。但这种高级零工是极少数，真正能够将兴趣爱好、谋生手段与更多自由充分结合起来的人，凤毛麟角。

▲ 1月9日，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平均年薪18万元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劳动报

低学历的底层青年，才是零工经济的主体。58同城联合清华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反映，县域零工从业人群中21-50岁的中青年零工占比最高，达90%以上；县域零工从业者超过90%是本科以下学历。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底层青年纷纷逃离制造业，新的职业去向就是成为零工。界面新闻在一篇特写里，直截了当道出逃离制造业去送外卖的年轻人的心声：“再也不进厂了，饿死都不要进厂。”这既是对制造业高强度、长时间、低人权的流水线工作的厌倦，也是因为对零工经济的“自由”与“灵活”抱有一定的玫瑰色想象。

▌美好的新出路？

但一些真实的悲剧，揭开了玫瑰色想象背后血淋淋的那一面。

某外卖平台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外卖员在现有的平台保险制度下，只能获得保险公司3万元的理赔，以及平台2000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最后在舆论倒逼下，平台才将骑手猝死的保障额统一提升至60万元；某快递公司快递员被发现昏迷于出租屋内，送医途中死亡，但公司未与快递员签合同及为之缴纳社保，死者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讨回被公司扣掉的4000块薪水，某外卖员在他此前工作的外卖平台配送站门口，将汽油淋到自己身上引火自焚……

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零工经济突破了传统的劳动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传统劳动关系的改变，也给零工带来了新的权益风险。

首当其冲的是，零工没有办法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如果是标准的劳动关系，那么雇主需要恪守一些义务，比如执行标准的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报酬、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不得随意解除合同等。但新京智库调查显示，64.65%的灵活就业劳动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21.82%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仅有12.53%直接与用工企业（平台）签订合同。

平台自然不会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零工提供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保障。比如外卖员的工作经常要与时间赛跑，骑行时因意外受伤是常有的事。一旦不幸发生什么事故，他们想申请工伤保险时才赫然发现，平台早已将外卖业务层层外包，他们的身份变成“个体工商户”。外卖员与平台、外包公司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他们无法获得应有的工伤保险赔偿。零工只能享受最低的福利保障，相较于传统雇佣关系，零工的抗意外能力更为脆弱。

与此同时，零工经济的“自由”与“灵活”，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固然一个外卖骑手可以自由地决定今天是否工作，是否愿意接下这个订单。但只要在工作状态中，他们就与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被“推着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为我们颇为形象地揭示了，算法和数据是如何对外卖员的劳动过程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超时扣费、差评扣费等手段，将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大大压缩，骑手为了避免差评、维持收入，不得不选择逆行、闯红灯等做法，极大限度地压榨自己的身心健康，并没有太多“灵活”和“自由”可言。

▲ 2020年9月，公号“人物”发表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巨大反响。© “人物”公号

“多劳多得”是零工经济的另一个吸引点，“月入过万”是外卖站点常用的招聘口号。但人们不应忽略另一面，即不少滴滴司机、外卖员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他们的高收入，是充分压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换来的。

因此，社会学者Alexandrea Ravenelle直言批评道：“以灵活就业、共享共赢为卖点的零工经济，本质上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传统的雇佣体系被解构，经过无数劳工斗争才争取而来的劳动法成为一纸空文。零工经济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它是新经济形态下，古老计件工资制度的“还魂”，“打零工者作为独立合同工，身处基本工作场所保护的社会安全网之外”。

底层青年希望零工能让他们走出被制造业流水线“推着走”的老路，零工经济虽然拥有“自由”与“灵活”的新包装，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打零工者仍旧是弱势群体，“自由”与“灵活”是以无保障、无发展为代价的。

为何说“无发展”？大部分底层零工的工作属性就是以劳动力换取金钱，工作时间的累积并不会转化成技能的提升，个人发展空间几乎为零。一个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会有更高的价值，制造业有相应的晋升体系（哪怕空间很小），但送了十年外卖的人并不会比刚入行的同事拥有更多的优势，甚至随着年龄增长，体力衰退，收入会不断递减。所以零工的流动性也非常大，“干满一年已经算持久”。

▌至少让路更好走

社交媒体对灵活就业和零工经济的玫瑰色宣传，需要年轻人进一步予以辨析。就当前而言，零工的本质更接近于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所提出的“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斯坦丁用这个概念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具体言之，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无法享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只是“失权者(denizen)”，而非“公民(citizen)”，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处于缺失状态。

总之，这种“不稳定”，不仅仅是工作时间和地点的不稳定，更核心的是，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不稳定，乃至工作预期、个人权利的不稳定。

这么说，倒不是完全否定零工经济带来的积极意义。传统经济模式下，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劳动供给与生产需求之间的匹配难度较大，导致生产需求未能有效满足，同时劳动力也被极大地浪费，劳动机会有限。但互联网平台出现后，供给与需求一目了然，匹配效率迅速提升，需求充分释放，工作机会也由此产生。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有工作机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公众号“看理想”采访了《外卖女骑手在路上》的作者黄梦琪。黄梦琪与7位外卖女骑手进行过深度交流，在文中展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职业收获与困境。黄梦琪发现：“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女性骑手和男性从业者一样承受着系统的控制和剥削，但对曾经在劳动力市场边缘漂泊多时的她们来说，这份工作也意味着家庭空间和传统服务业无法赋予她们的自由和经济收入。”

黄梦琪也补充道：女骑手同样困在系统里，算法并不会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征与需求。比如女骑手经期跑单，系统并不会识别出她们是否身体不适，也不存在相关选项设置，只会要求外卖员赶紧把餐送到。

零工“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本质属性提醒我们：在主流舆论热情拥抱这种新的经济和就业形态时，我们要更多考虑到，在它带来生活便利、给新群体的劳动赋权之外，谁在付出代价，我们要看到它的不足，更要弥补它的不足。否则劳动者不稳定的心态，也很难导向稳定性的结果。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个人经营非全日制工作以及参与新形态灵活就业，人群规模已超过2亿人。但这不一定是稳定的就业，也不一定带来稳定的生活。这尤其鲜明体现在零工领域里“三和大神”的流行。因为没有稳定的预期，不相信流动的可能，对未来不再抱有期待，一部分青年将生存需求和欲望降到最低限度，彻底躺平，成为零工时代新型的“三和大神”。干一天休息三天，没钱了才跑单，有钱了接着躺。这种爱干不干、混吃等死的“自由”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自由，而几乎是将自己视为“废弃的生命”，卑微如草芥。以自我的放弃，避免被剥削的状态。这是个人的一种消极抵抗。而从整个社会的视角长远地看，它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不足——零工不稳定、不长远、无发展的特性，可能让新型“三和大神”的队伍愈发壮大。

▲ 凭借薪水日结的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成了廉价打工者的乐土，吸引着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

在企业负担已经居高不下、劳动法常常流于空转、劳动保护不时形同虚设的背景下，零工很难变成一条彻底解决问题的新路。但至少我们应该试着去思考和争取：如何让这条路更好走一些？否则零工经济不过是另一条老路，当前制造业所遭遇的困境，它早晚也会遇到，甚至会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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